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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北京(阿德摄影)BLOG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北洋政府七巨头之徐世昌  

2009-11-29 09:15:00|  分类: 北京老照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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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徐世昌幼年丧父,母教甚严。虽家境贫困,典当以延师教子,并自督课,且重德育。徐世昌回忆说:孩童之时,若有三份食物,便思得其两份,母即予严斥:“今日如此,长大又当如何?!”宁可将食物扔掉,亦不令世昌食。稍长,每一交友,母必察其人品如何,果系贤才,则款以美食;否则立予斥绝之。人见其孤苦,劝其依一县令亲戚,徐母曰:“托人余荫,罔知艰苦,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”。族人感叹:“汝苦心持家教子,异日必有成就,真我家功臣也!”其正派作风都源于幼时的教育.
   徐世昌出头也在小站练兵,他一来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,言听计从,称之为兄;二来是翰林出身,受到将领的尊重,皆称之为师;三来工作勤奋,自学军事及英语,先后编写了《新建陆军兵略存录》及《操法详晰图说》十三册,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,成绩卓着,声望很高,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,也达到了“以文修武、以军功进身”之目的。
  小站练兵,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,袁、徐皆功不可设。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,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、法典、军规、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。后来的“北洋三杰”--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。
 徐与袁一样,即想政治有作为、也有爱国热情,(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)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,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.也参与了早期的维新运动.
徐世昌值得大书一笔的一件事就是51岁时朝廷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,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.徐世昌在东北三年干了许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:
东北三省为清廷皇家之发祥地,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;至清末,在徐世昌上任时,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、日两强三次大洗劫,国土大片沦丧,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,民办凋残,疮痍满目。
亡羊然后补牢。为谋挽救,1906年清廷派载振、徐世昌(皆为军机大臣)赴东北全面考察,并要求对症下药,提出解决方案.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,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《通筹东三省全局疏》,洋洋十万余言,此时徐对治理东北,已成竹在胸.   
徐世昌一到任,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--“以治兵之职,而辖管理民事之官,所务不同,利害亦异,隔阂既甚,牵制斯多,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,无一弊之不出”--实行政治体制改革,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,“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”,“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,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”。设行省公署,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,“事则公商,移则会画”,简化办事手续,提高工作效率,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,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、非常之时,非改革无以图存。  为惩治腐败,更新吏治,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,付诸实施。与此同时,他还大力招贤,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,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,使东北三省“一隅之地,人才济济”;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,杀一儆百。上任数月,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。其雄才大略,可见一斑。
  徐履东北之初,财政困窘,入不敷出。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,与列强进行商战,富省、强兵、御侮的思路,政弦更张,推行新财政政策,概括为:设立银行,多开商埠,聘用洋员,引进外资,但不设租界,确保主权。在农业方面,鼓励利用“地势广衍、土脉膏腴、雨量充足”之优越自然条件,发展粮食畜牧业.
 徐氏赴东北之前,当地因气候偏寒,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。经过考察,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,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、美良种,复“首弛粮食出口之禁”。“三年之后,东北遍地皆麦,自给而外,兼资运营。至今三省之民奉公(徐氏)为麦之先农”。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,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。
  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,重视科、教。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,专门设厂办校以“化其气质”,使“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”。他还抓了清剿土匪、移民屯垦,筹边安氏,修铁路,通电话……都是功德无量之举。
 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,东北面貌焕然一新,清廷亲贵载涛“自欧考陆军归国,经奉天(今沈阳)见马路、电灯、军警无不备具,街市焕然一新,乃宿公署,俨然欧式,益服世昌新政经画,非它省疆吏所及。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。”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“徐世昌新政”,徐亦为此而自豪。
 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,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,一是“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”;二是“在具体交涉时,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,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''.
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:“必示人以不可攻,而后人不攻;必示人以不可欺,然后人不欺。”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,寸土不让。
 一次,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,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(韩界为日侵占)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,并记上华名里数,钉立标识,使日人目瞪口呆.
 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“着为功劳”的吴禄贞为解决“界务问题”督办,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“满州政策”的推行。
  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,同样取得了“已无余憾,为之欣慰”的结果。
  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,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,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,确实功莫大焉。
 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,对巩固国本、防止外患、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,亦应予以肯定。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,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,为中国铁路、电力、邮政、航运等事业的发展,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.
   徐世昌和袁世凯早期关系密切,但在袁世凯称帝后,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.此前,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,并“罢工”十余日。徐、袁裂痕从此产生。徐世昌在袁称帝后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,此时再不分道杨镖,那就得同流合污,也背上千载骂名。还是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的好。后人曾提出疑问:以徐之才干与声望,在辛亥之年,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?其清廷信任(超过信袁),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;其二,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,袁不得出,必唯徐与首是瞻;其三,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。如此,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,以后也不政出现南北纷争、复辟倒退之局。
  然而,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,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,甘为人后,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。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。如出此举,由自己逼退清帝,是为不忠;撇开老袁,是为不义;知而为之,是为不智。再则徐生性稳重,当条件基本具备时,方能放手一博,为在东三省时;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,他绝不是那种“宁为鸡口,不为牛后”之人;他的人生信条恰恰相袁相反。故而政见一致时,能刚柔相济,优势之补,相得盖彰,而一旦政冗相左,又不能撕破脸皮,便只能自谋后路,明哲保身了.最根本的徐世昌终究只是个书生.
1918年,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,段祺瑞、冯国璋相持不下,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“理想人选”,得任总统。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,“得其恩准”。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,但仍然有人讥讽他:“以清太傅而仕民国,早已可见其人!”想面面俱到,往往适得其反;两面讨好,弄不好两面得罪。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。
 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,便是谋求南北和解,结束内战,为此使出浑身解救,但都无甚效果,无非拖延时间,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。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“一边倒”的支持,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,迁居英租界,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,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。
在总统的位置上徐世昌并未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,但却做了许多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事情.
比如:1920年,徐世昌批准中国第一家民营“海黄化工研究社”成立。比如:1917年,徐世昌正式提倡发展中国的“两馆”事业,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《博物馆条例》、《图书馆章程》。而“美国式之两馆观念”,全由天津开始,此中观念“逐渐靡布全国”。比如:1918年,徐世昌批准中国的一所国立美术学院---北平美术学院在北京成立,为天津专门培养了一大批中、小学美术教师。徐世昌另外一件要大书一笔的就是他充满爱国忠贞精神的晚年.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发生,徐世昌非常担忧国家民族的前景,一天,故友曹汝霖来访。在谈及时局问题时,曹汝霖却说:“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,压制日本在华势力,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,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。总统(指徐世昌)此时如能出山,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,日本即可撤兵。”听了这番话,徐世昌明白曹汝霖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当说客,劝自己当汉奸,出面维持日本统治中国的局面。他不禁怒火中烧,断然拒绝道:“老朽年过八十,体弱多病,早就不过问政事,对此没有兴趣,你们另请高明吧''.曹汝霖碰了个硬钉子,只好灰溜溜地告辞离去。徐世昌当即吩咐门房:“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,就说我不在家。”从此以后,徐世昌称病,闭门谢客。
   这时,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徐世昌是北洋元老,资历甚高,又当过总统,富有政治经验,是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的最佳人选,因此决意继续争取他。于是,日本人打算从徐世昌的内侄徐一达身上找突破口。
徐一达当时在北京做事。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自己的秘书柯昌泗到北京去游说徐一达。柯昌泗对徐一达说:日本军方想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。如果徐世昌答应出山,就把北京市长一职安排给徐一达。像伯父一样具有爱国心的徐一达,婉言拒绝了柯昌泗的要求,并将这一情况转报于伯父。徐世昌对徐一达的爱国举动颇为赞赏,并叮嘱他立即避开京津地区,以免被日本人要挟,于是,徐一达南下上海,并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时间。
然而,“有耐性的”日本侵略者仍然坚持拖徐世昌下水。1938年初,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,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,但徐世昌却托病不出。无奈之中,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。金梁是宗社党主要成员,在伪满洲国任职。他们抬出末代皇帝溥仪来压迫徐世昌就范。金在徐世昌的客厅面见老师之后,急切劝告道:“承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大佐的委派,来拜见老师,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。一俟部署就绪,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、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
     徐世昌曾经是清朝重臣,一向对宣统帝很尊重。在宣统帝逊位后,他对清室经费、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。所以他在清朝遗老中素有“眷念故主”之名。但是,此时此刻,徐世昌清醒地认识到,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、国家主权和个人名节的大是大非问题,自己决不能只图忠于旧主而有丝毫的让步。因此,他严正地拒绝道:“我年岁已高,精力不济,决不再有出山之想!”金梁加重了语气劝说道:“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,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。人人都有个晚节,还望老师明白这一点。”徐世昌气愤已极,双唇颤抖,厉声说道:“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?贪于个人一时利益,出卖国家民族,违背天理良心,这算是晚节吗?你们太浑!”说罢,拂袖上楼。
此后,日本侵略者也不再打徐世昌的主意了。
  1939年春,徐世昌患膀胱炎,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,徐世昌因怕被日人劫持,坚持不去,遂病逝。终年85岁。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:徐世昌,国之耆宿,望重群伦。比年息影津门,优游道素。寇临华北,屡思威胁利诱,逞劂阴谋,独能不屈不挠,凛然自守,亮风高节,有识同钦……
   综观徐世昌一生,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,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,但他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,学识广博,推行新政,热爱国家,坚持和平,崇尚自然,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,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、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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